事到如今，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经济有“政策底”。年初以来，随着经济减速，诸多刺激政策鱼贯而出，近期更是大有加速之势：对小微企业减税、棚户区改造和追加铁路投资；创新性地发行专项住宅债券；各地为房地产行业有限松绑；财政部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加快资金支付进度；央行除在公开市场投放充裕流动性外，较多使用再贷款政策；呼吁商业银行积极发放首套房贷；针对小微企业和涉农领域，对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连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；存贷比政策也出现了虽不具实质性、但也是信号强烈的松动。

　　以上举措，总的方向是对的，即没有简单施以总量措施，多采取注重结构调整的微刺激和定向工具。但当各种“定向”和“微刺激”频出，降准的范围不断扩大，各种“喊话”层出不穷时，对上述“政策底”是否还有“底线”的反思，便是自然的了。政策的“底线”在铺天盖地、多管齐下的措施遮掩下，极易被混淆，甚至逐渐的，大家对所谓的“底线”可能不再那么在意、以至淡忘。区别于以前的政策标识是财富，是信用，是凝结上下的力量，一旦模糊无法辨认则是巨大的损失。当每一次政策出来都需要重申“政策立场并未有根本改变”时，当需要权威媒体不停地为微刺激、定向政策辩护时，则需要警惕，别让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变了味道，偏离轨道。

　　对中国经济不应过多刺激、尤其慎用总量政策的主要原因，在于信用扩张并不能带动有效的经济增长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生产1元GDP所需的M2增加，2000年为1.39元，2013年为1.95元，预计今年将超过2元。而单位GDP增长所需的社会融资总量，2007年以前为3000亿元上下，如今超过2.3万亿元。回报率在下降，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2007年为16.7%，2011年前维持在10%以上，如今降至6%一线，且不少行业回报率为负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过度的信用扩张、总量刺激只能止血，消不掉皮下的脓肿和炎症，一不小心还可能成为顽疾。只有通过改革和结构调整，并借市场的自发力量，优胜劣汰，才会产生真正的效率。

　　更何况当前的货币条件并不紧。4月M2同比增13.2%，5月继续升至13.4%；预计6月可能达到15%的高位，全年14%上下。今年6月底也不会再有“钱荒”。

　　有投资中国的外资客户来访，席间讨论了几乎所有热点、焦点，最后问：那么你认为中国最大的风险在哪里？答：最大的风险不在房地产下滑，不在周期性行业转型，不在债务压力沉重，也不在银行业不良上升；最大的风险是再次回到过于注重GDP、重走依赖刺激的老路。对方又问：你对此担心吗？答：从一年多的实践看，有信心；也需要时间观察。

　　其实，中国经济虽放缓，但还算温和。一季度GDP增7.4%，预计二季度不低于7.4%。当前，PMI连续数月回升，新订单指数改善，固定资产投资提高，原材料库存增加而产成品库存下降，PPI降幅趋缓，CPI回升，出口呈上升势头，显示经济企稳。

　　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也有明显缓解。3月末，人民币贷款加权利率较年初下降2BP至7.18%。资金利率和债券利率大幅下降，债券发行量猛增。票据直贴利率（珠三角，六个月）、票据转贴利率（六个月）分别较年初下降175BP、185BP至4.30%、4.05%。一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下行119BP 至4.76%。货币市场基金利率普遍降至5%以下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融资难、融资贵有不少发生在不应受到鼓励的行业和企业，应区别对待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
　　况且，当服务业反超制造业，当消费的贡献增大，当就业在经济放缓时保持稳定，尤其是当北京的蓝天难得地多起来时，谁还会那么在意GDP是7.2%还是7.6%？若GDP水分减少，即使降至7.0%，可能也比之前的7.5%以上更有含金量。绿色GDP，减少环境代价和无效浪费，以及适应经济“新常态”，至为重要。这一经由惨痛教训之后已被全民普遍接受的理念，得之不易，一定要倍加珍惜并精心呵护。

　　而对于有些数据波动，要客观看待。房地产市场的适度调整，不正是政策追求的效果吗？有部分企业因过度扩张或行业疲态而退出，不也正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体现吗？

　　总之，多年的经济实践，终于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坚决不能再过分倚重经济刺激、再走老路叠加风险。尤其在当前关键时期，更要保持定力，沉住心气，大力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。

原载于《财新周刊》，2014年6月23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