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上要可行；经济上要评估风险与回报；参与方式要以我为主，避免被动
　　三年前美国金融危机水深火热之时，国内曾热议是否应继续购买美国国债。不少人认为购买美国国债是拿中国的资源帮助美国，不应该。

　　笔者当时的看法是，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既是理性投资，也是全球金融合作所必需。如今再看，购买美国国债帮到了美国，但实际上更帮了自己；试想，那时如果意气用事，大举撤出美国国债转投欧债，结果难料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三年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，同样的场面再次出现。“救助”两字频繁被提起。

　　当然“救助”字眼应慎用，“协作”、“帮忙”靠谱些，有原则、不盲目、有甄别地帮一把，当然不完全是为了友谊，背后是利益。而即便是帮，也得人家主动请求才好。所以面对欧债危机，头脑要冷静。要知道，中国也买了很多欧债。若按20%比例估算，外汇储备购买的资产中，有6400亿美元是欧洲债券，占欧洲主权债务的10%左右；中国的银行业也持有一些，如中国银行自己说不超过5%，但银行业整体情况不详。除此之外，中国对欧洲还有其他投资，包括股权和实物资产。这些风险敞口要得到仔细的甄别和妥善的安排，做好对安全性、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动态评估和调整，尽可能降低风险，稳定回报。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，这才是中国最紧迫的国家利益，这之后才谈得上别的。

　　在笔者看来，条件具备时，中国需要采取积极的欧洲策略。本轮危机后，全球格局必然调整。欧洲是中国参与重塑世界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二战后，罗斯福以实力和大智慧重塑了战后的政治格局。怀特智力比不上凯恩斯，但背靠美国的雄厚财富，主导了战后金融格局。如同一次战争，危机也是格局变化的催化剂。当然，此时的中国远不如二战后傲视群雄的美国那样强大，格局的变化也非短期内能够实现，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。美国在上世纪初经济就超过了英国，但直到二战后，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在全球真正居于主导地位。虽然如此，中国仍可以在动荡中尽可能地争取国家利益，建立制高点。

　　当前时机未到，还需耐心等待。中国要按自己的标准、方式和节奏做事，当做则做，该等就等，完全基于清醒的判断和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考量。有观点认为，“谋取宽松的国际格局比资产安全性重要。”此言略有天真，稍显轻率，过于危险。资产安全性同样重要；当你的资产都不再安全时，何谈有益于“谋取宽松的国际格局”。

　　中国在做任何大的动作之前，均需要慎重考虑如下三大要素：

　　第一，政治上可行。标准有三个：欧洲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；欧洲内部政局稳定，分歧统一；欧洲层面正式请求中国介入。此前提目前远未具备。舆论也纷乱嘈杂，如10月23日，欧元集团主席容克说，不需要中国，欧洲人自己可以搞定；10月28日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接受法国电视采访时表示，中国支持欧洲符合逻辑，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。但他们不会一直这么说，两年来的危机已经颠覆了很多事，中国有足够的耐心去等。

　　第二，经济上要妥当评估风险与回报。当前，融资成本仍在提升，CDS利差扩大，各方都在出清欧债敞口，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长期投资者。就连德国也开始感受到压力，最近刚出现60亿欧元的国债发行流标，非常罕见。欧洲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可能需要5至10年。这期间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中国要认真判断形势，稳健行动。

　　第三，参与的方式要以我为主，避免被动。倡导全球共同参与、多边协议。继续争取借重IMF的渠道作用。所提条件或诉求应脚踏实地，时机方式得当，勿流于天真草率。

本文发表于财新《新世纪》